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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职业医闹”5年禁不了?

时间:2015-10-31 1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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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网消息 职业“医闹”公司潜伏江城五年多,他们冒充死者家属,向医院索取巨额赔偿,事成之后收取高额报酬。昨日报道之后,引起巨大反响。武汉市卫生局表示,治理和整顿此类事件,医院机构应当制订重大医疗过失行为与医疗事故防范预案和处理程序。湖北中医药大学文法系法学教研室主任赵敏则认为,“医闹背后,反映的是近年来医患关系的紧张。” 胡梦 韩立山 张瑜琨说起“职业医闹”,一家三甲医院医务处主任坦言,“职业医闹”是5年内逐步“发展壮大”的,而最初医院和他们的较量是没有经验的,直到现在仍处于“此消彼长”、时刻提防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从来没有停止过。整治医闹须多部门配合为何“职业医闹” 越来越有市场?武汉医院协会自律维权委员会成员单位的院长们认为,正是因为医闹有市场,他们才不会消失,反而越变越大。患者不愿意走司法鉴定程序,“就好像老子给儿子判决,患者信任度不高。”武汉市中心医院负责人坦言,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由各医院专家组成,的确难以让患者百分之百信任,久而久之,司法鉴定这条路让患者望而却步。虽然卫生部、公安部和我省都有明确的法规,但对医闹的惩治并没有采取“铁腕行动”。而整治医闹必须是多部门配合,加之医闹现在行事小心,有时会打擦边球,所以单纯从表面整治医闹并不是治本的办法。院长们认为,要断了医闹的市场才有可能把医闹从市场上清除。为此,武汉市中心医院负责人认为,应该完善第三方调解机制,深圳早在去年为了惩治医闹便在医院外设立了调解室,有问题找调解,而不是有问题找医闹,从第三方角度解决问题。完善患者的理赔方式武汉市医院协会副会长赵惠源介绍,如果能完善患者的理赔方式,不管是政府性质的,还是商业性质的,只要得到了合理的赔偿,患者也不会去找医闹。赵惠源建议,可借鉴推行医疗执业责任保险,确保患者能及时得到赔偿。这个保险由医疗机构购买,经第三方调解或者仲裁,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赔偿的,保险机构则要及时向患方作出赔偿。赵惠源说,目前在欧美发达国家,还有一种医疗责任保险早已作为医疗人员职业责任保险列入法定保险范畴。在欧美,这种保险之所以被广泛采用,是因为凡出现医疗纠纷,调查、调解、赔付均由专业的保险公司从业人员负责,其第三方的中立性有利于打消医患双方的疑心,有助于缓解医患矛盾。在遇到认定困难的纠纷时,可交由医疗纠纷仲裁机构依法认定。武汉“医闹”公司化运作,对此进行报道后,武汉市卫生局表示,治理和整顿此类事件,医院机构应当制订重大医疗过失行为与医疗事故防范预案和处理程序,建立和完善医务人员之间的有效沟通及医患沟通制度。落实卫生部《医院投诉管理办法(试行)》,实行医疗工作“首诉负责制”,设立或指定专门部门和人员统一接受、处理患者和医务人员投诉,及时处理并答复投诉人。据悉,目前,武汉市卫生局通过“感动我的医患故事”评选,在全市评出了30件和谐的医患关系事例,并在全市卫生系统进行推广学习。武汉市卫生局:医院应实行“首诉负责制”◇回应专家观点医患关系紧张所以才有医闹昨日,湖北中医药大学文法系法学教研室主任赵敏接受采访时称,造成医患关系紧张与医闹现象职业化、公司化的核心本质,是医患双方由于趋利所产生的医患关系不和谐所致。从患者的角度来说,看病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百姓在这方面的支出增加,对于医疗水平的整体期望也随之上升,医疗效果并非能达到100%的满意程度,甚至是在部分患者看来的“妙手回春”之效,因而,患者的期望未能满足便有可能出现纠纷。“公民权利意识增加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在赵敏看来,过去的医患关系属于“父子关系”,患者方面着重于医生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而现今的患者多会强调平等观念,比如医生对待患者态度生硬就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也从另一个层面上折射出一种新的“医学缺陷”。赵敏指出,在湖北可以逐渐倡导比如东北一些地方实行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并且这一机制将成为这方面问题解决的有效出口,这样可以把医患纠纷有效引出医院。“完善医疗保险,甚至是医疗风险保险也是一条很好的解决途径。”“人文是美好的,医学是美好的,世界才是美的,人类才会美好。”针对的医闹报道以及由此涉及到医患关系不和谐,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王卫星昨日这样表达了医学和人文的关系。医患矛盾的冲突和加剧,医务人员频繁遭遇误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王卫星认为,医学精神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医生必须具备四方面的品质:崇高精神境界、勤奋敬业品格、无私职业良心和深厚人文功底。每一个初入医学界的人都会抱着美好的愿望,毕竟治病救人是伟大的事,但随着矛盾日益加剧,这种愿望也许会被消磨,而渐渐变成一种对抗。“当一个医生为了确保诊断准确而给患者做检查,但有些疾病不是因为医生医术不高,而是过了抢救的黄金期,医生仍然进行了人道主义救治,最后失败了,将面临的是什么?是患者家属的殴打。”王卫星说,曾有一名心脑血管方面的专家感到十分痛心,年逾60的他不知道面对过多少这样的事情,“患者家属掐着脖子、拽着衣领把我逼到办公室的墙角,作为一个专家我颜面何存?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保证不了。那一刻我发誓我不要我的孩子学医。”王卫星说,这位老专家十分气愤。“现有的体制和政策将医务人员陷入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高风险境地。”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胡仁崇认为,在治疗过程中,医生过分强调安全性,畏首畏脚以求自保,“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从某种层面上讲,也降低了手术和救治的成功率。”胡仁崇转述,裘法祖院士曾这样说:好医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病人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而现实的医院状况是:诊疗技术上等、人文关爱不够;硬件环境优美,软件服务不够;经济效益剧增,社会误解增多。临床上直观就是医患关系紧张、医生顾虑增多,是一种恶性循环。王卫星认为,为了掐断这种恶性循环,医院要从医德上下手,医患双方总有一方做出努力才能改变,而其实患者也很容易感受到医生的用心。对于医生,患者有时能将医生当成亲人,感恩戴德,虽然这并不是医生想要的,但真诚是可以改变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