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医疗纠纷律师

　　33岁的湖南邵阳人周建辉，到广州打工，先在黑诊所里非法行医，后又改行成了一名“医托”。2006年9月5日晚上，周建辉的妻子姚兰因患重感冒，到一家有些名气的民营医院治疗，却于当晚在医院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做过几年“黑医生”的周建辉要求查看和复印妻子的病历和诊疗记录，但遭到拒绝；威胁去做医疗事故鉴定，院方态度傲慢，言语不屑。周建辉在附近打工的亲戚和老乡出于义愤，从太平间把周建辉妻子的尸体抬放到医院门诊大厅中央，在门口摆了花圈，三十几号人开始哭闹。两天后，医院只得赔偿死者家属4万元了结此事。医院前倨后恭的反应让周建辉初尝甜头，周建辉渐渐成了“专职医闹”，他组织成立了一个50人的“医闹团”，印了许多有“医疗纠纷处理顾问”等名号的名片，在熟人老乡中广为散发。 2007年2月和3月份，仅两个月时间，他就接了4宗“大生意”，一下就赚了5万多元。周建辉的“医闹团”开张后，有不少索赔无门的患者家属主动上门联系，几乎每月都有生意可做，忙的时候一个月竟能闹上四五回。到2008年6月，周建辉当“医闹”头目刚刚一年多时间，就已经赚了近40万元。尽管去年周建辉因涉嫌故意伤人被刑拘，但令人担忧的是，周建辉后继有人，目前广州已冒出不少“医闹团”。（8月28日《廉政瞭望》） 　　一个打工农民，妻子因医疗事故死亡，索赔无门，被逼无奈，抬尸闹事，最终得到赔偿。明明自己受到伤害，通过正常的渠道却维护不了自己的合法利益，以非正常渠道不但轻而易举地得到应有的赔偿，甚至出乎意料地得到了超过了想象的赔偿。这样的环境能不孕育出周建辉这样的“职业医闹”吗？　　如果周建辉妻子去世后，医院能及时向周建辉公示其妻子的病历和诊疗记录；如果面对周建辉的诉求，医院能以平等态度作出应对；如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能敞开大门，回应周建辉的诉求，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甄明医疗事故的真相，给周建辉以应有的赔偿。这些如果中的任何一项变成现实，也就是说，无论是医院还是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任何一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只要还具有做人的起码道德和良心，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给周建辉以应有的帮助，都会改写周建辉的人生之路，社会也将少诞生“医闹”这个尴尬的新职业。　　周建辉沦为“职业医闹”，卫生主管部门是背后的推动者，正是这些部门的失职和不作为，催生了“医闹”职业。由此，不禁想到，社会上还有多少本来善良的弱者，在一些部门的冷漠和推诿的双重逼迫下，走上了专门上访闹事的道路呢？在民主和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的当代，我们决不能容忍“职业医闹”这样的职业泛滥，必须下决心铲除这类职业诞生的环境因素。